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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自造》音视频演讲实录的部分内容，成为樊登讲书VIP即可获得全部内容。

樊登：朝阳医院的眼科专家陶勇大夫，因为一场暴力伤医事件走入了公众的视野。陶勇大夫后来成了全民的偶像，因为大家发现他的思想非常深刻，而且表达非常犀利。这一次，他带来了他的一本新书，叫作《自造》，我们欢迎陶勇大夫。

陶勇：谢谢。

樊登：大家肯定都特别关心，您受伤了以后，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陶勇：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应该来说，比原来更充实。过去的话，我其实就是医院里的一个大夫，或者说是专家，看病、治病、上台做手术、开药，很两点一线。但现在的话，我觉得圆心没有变，还是医学，但是半径画得更大了：因为往前伸，我走到了科普领域里，通过很多媒体，可以把正确的用眼知识分享给大家，减少人得病的可能性；向后延伸，就是对那些用现在的技术治不好的眼病患者来说，即使他们失明了，我们还在用人文和公益的手段，帮他们继续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希望，所以向后又延伸了。所以向前、向后，我觉得半径更大了，但圆心没有变，还是医学本身。

樊登：您看事情聚焦的点就和我们不一样，公众聚焦的点在于您为了练这双手花了多少功夫，然后能够在葡萄皮上做手术，能够在猪的眼睛上缝一千多针。现在这双手不能够做手术，大家的关注点就在于可惜，或者是失去。您怎么能够想得这么开呢？

陶勇：其实我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想得开，我也有过两个到三个月的迷茫期，那时候我也是在思考怎么去转变，怎么去转型，后半生应该干什么。但是我很快就想清楚了，我确实觉得面对、解决、放下，好像是一体的。

樊登：用了多长时间？

陶勇：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其实对于我来说，面对这件事情是最容易做到的。我觉得可能跟我的职业有关系，因为其实我接触的一些病人（眼底病、葡萄膜炎），他们本身就是属于经济状况、生活压力各方面都不是很乐观的那些人，而且他们得的病往往又是很严重的，可能要失明很久，甚至以后要持续就医，但他们依然能保持乐观。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天天接触他们，也觉得被同化了，所以面对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最容易的。最难的就是设计未来的人生，这其实可能是最难的。

但是我真是觉得很感恩，因为在那段时间里，包括我的家人、朋友、老师等，以及媒体记者的很多采访，让我思考我接下来能做什么。所以后来我就选择了一条科技转化、科普和公益结合的新的路，我自认为是新时代的、新医生的一个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两年我很开心。

樊登：有时候依然也出诊？

陶勇：我出诊是知名专家团队，而且我觉得这个效率比原来更高了。其实在过去的话，很多人找我挂号看病，只是因为你是主任、教授，但是其实他可能只是得了常见病跟多发病。而那些真正复杂、疑难、费劲的反而挂不上我的号，因为他们这些人往往眼睛不好，用APP挂号、抢号很费劲。但现在通过知名专家团队，就等于是我团队里的大夫先帮我筛一遍，然后到我手里的就是真正需要我出手、含金量高的疑难杂症，所以我觉得现在出诊更高效了。

樊登：您的心态特别好，我觉得这也就是您为什么要写《自造》这本书。陶大夫说他写《自造》这本书是有一个逻辑的，这个逻辑在于，当他放下了手术刀，重新抬起头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节奏发生了变化，他看到了很多东西。过去他眼中看到的都是眼疾，都是要看眼睛的人，现在他看到了很多人的内心的疾病，这本书的核心目标是治疗空心病的。您是怎么发现空心病这件事的呢？

陶勇：其实刚才您说我放下了手术刀，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只是放下了物理的那个手术刀，其实我还拿起了另外两把手术刀。一把手术刀是分子，这是一把更厉害的手术刀。因为我通过开发眼内液的检测，在早期病变还不是很典型的时候，就可以精准地、快速地诊断疾病，而且效率比原来大大提升了。原来像我们的眼内炎（就是眼睛发炎了），需要培养眼内液大概三天以上的时间才能做出诊断，而且成功率只有40%~60%，现在我们只需要两到三个小时，成功率达到90%以上。所以，分子这把手术刀我捡起来了。

另外，就是人文这把带有温度的手术刀。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患者带着期望来看病，但是眼下的科技又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可能还是要面临低视力或者盲这样的结局，那他很有可能就从此自我否定了，他会觉得“我会成为家庭和社会的累赘”，他的内心就开始黑暗了。对于我们来说，通过人文和公益，能够让他通过职业培训、再就业指导、心理关爱，重新回归到自己能实现自我价值。所以，我觉得人文这把手术刀，我也捡起来了。过去的话，我可能单剑在手，现在我觉得双剑合璧，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