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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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我一直想找一本关于党史的很好的读物介绍给大家。我发现了这本叫作《火种》的书。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够平复。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我们是当年的青年或者知识分子,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救亡图存。
我特别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火种”是怎么诞生的,所以为大家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刘统先生。欢迎您,刘教授。
刘教授,您的书最让我意外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从1921年开始的,而是从《辛丑条约》的签订开始的。您是怎么构思的呢?
刘统:当时我们写这本书,第一是为了建党百年,第二,上海是共产党的诞生地,所以一定要拿出创新的比较重头的作品来。
这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党史、一大的书,已经写了不知道多少了。传统的分期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五四运动催生了新文化,催生了共产党。但是我想共产党的成立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定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产生的。
这个过程,我们读近代史都知道,就是二十世纪的前半期。中国最风云激荡的时代,就是1900年的庚子之乱,到《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到了最屈辱、最黑暗的时代。赔钱都赔趴下了,主权丧尽、尊严丧尽。
正因为在那样一个时代,所以那么多的青年都变成了“愤青”。大家都强烈地反弹,要打倒帝国主义,要推翻封建王朝。所以从那个时候,一代一代的青年崛起了。在他们当中产生了许多的革命者,但是革命的方式不一样,革命的程度也不一样,这样一步一步演进到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中真正建立共产党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不是少爷、小姐,不是尊贵家庭出身的,而是在社会的下层、受到了压制的一帮青年。所以说共产党的出现和建立都是一步一步来的,一步一步上升、 一步一步深化,要把这个过程反映出来。我不仅仅在说共产党的诞生,我在说中国的志士仁人寻找一条中华民族复兴和自由独立道路的过程。
用这样一种思路,眼界就拓宽了。不局限于传统的党史,不局限于党史中的这几个人,而是把这些先驱、这一代一代的人全都写进去。这一代一代的人对后面的共产党人也有深刻的影响。比如说秋瑾、徐锡麟、鲁迅,他们对共产党人当然有影响。
我觉得展示一个真实的历史画面,用一种全景式的描写,更重要的是有故事、有细节,这样才能让人读进去,才能让人觉得可以相信。所以我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进行了这本书的创作。
樊登:在建党之前的那段救亡图存的探索过程中,您觉得主要分成哪几个阶段?
刘统:第一个阶段就是“愤青”。“愤青”的表现就是刺客,比如说吴樾(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主张以暗杀手段对抗满清政府),这是第一步。蔡元培、陈独秀他们都曾经萌生过暗杀团的想法,可见当时这个思潮有多深入人心。
但是个人的反抗并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即使像温生才(辛亥革命烈士之一,在广州刺杀清将军孚琦)这样成功了,把大臣炸死了,他们也没有改变历史多少。所以下一步就是会党。
樊登:那段时间的代表就是陈天华和邹容,他们写了《猛回头》和《警示钟》。
刘统:这就是“愤青”的代表。“愤青”代表的是一种对国家极度的焦虑,对社会极度的义愤,对中国人性极度的批判,都是极端的。所以陈天华写的那些东西,都像口号一样;邹容写的那些东西,属于民族主义的内容,以排满为主。
这些都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思潮,代表了一种青年的义愤,这些东西可以鼓动得人热血沸腾,但是不可能取得胜利。
樊登:它所起到的可能就是鼓动作用,让整个社会产生了晃动。
刘统:另外就是让中国人觉醒。
樊登:“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感觉。但实际上他们对历史的改变是有限的。
刘统:所以我为什么特别提到鲁迅。当时秋瑾一演讲,大家就噼里啪啦热烈鼓掌。秋瑾说:“咱们都回去干革命!”周家兄弟(周树人及胞兄弟)马上就表示不行:我们是官费留学生,好不容易的机会。你让我们放弃官费,回去跟你革命,脑袋掉了,母亲怎么办?
“那你就别回去了”,秋瑾当时气得把刀把桌子上一剁,就大骂他们胆小。但是周家兄弟还是非常关心秋瑾的事,一听说秋瑾姑娘被捕了,马上请了个日本同事,回绍兴去探听情况,表示他们心里非常关注这事。
樊登:但是方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