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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好，今天我们为中国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讲一本书，他们是荒野上的大师。这些知识分子涉及清末民初时期为中国开创了整个现代学术的一批大师，涉及四个研究机构，包括地质调查所、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国学院和营造学社。

在开始讲他们的故事之前，要先谈一下鲁迅先生。大家知道鲁迅先生学过医，会写小说和杂文，但在鲁迅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除了小说和杂文之外，还有一本畅销书，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本书叫作《中国矿产志》。鲁迅先生最早是学矿业开发的，而且他是真正下过矿井，跟矿工们一起工作过的。那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努力呢？因为他看不惯中国过去的书生“困守书斋，打牌喝酒”。在我们过去的印象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会跟劳动人民一块儿下矿井干活的，甚至不会不带书童、不坐轿子这样走在大街上。这种状况是无法适应现代的科技发展的，所以包括鲁迅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都在不断地探索。

那个时候，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着考古事业、地质勘察的主要都是一些外国的学者，包括我们听说过的斯坦因、斯文·赫定，日本人伊东忠太、鸟居龙藏等，所以中国的这些学者有一股非常不服气的精神。其实中国古代也有在旷野中调查的学者，比如徐霞客，还有《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但是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都不算高。而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人，就是新一代的徐霞客和宋应星。

首先我们从李希霍芬的偏见开始说起。李希霍芬是一个德国地质学家，他曾经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个名称。他说，中国的学者叫“斯文秀才”。“他们留着长指甲，出门离不开轿子，还一定要带着书童随时伺候。他认为，中国很难开展地质调查，因为‘中国的文人性情懒惰，历来不愿意很快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既为自己的贪心而烦恼，又不能把自己从关于礼节和体面的固有成见中解脱出来。按照他的观点，步行就是降低身份，从事地质行当在人们心中就是斯文扫地’。”

这个说法虽然很刺激人，让很多中国人听了不舒服，但是当时确实就有这样的现状。第一个打破这个偏见的人，就是泰州人丁文江。丁文江十六岁留日，然后又到了欧洲，在剑桥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分别学了动物学和地质学。1913年回国以后，他加入了当时北洋政府的矿政司地质科，目标是三年培养一批人才，要求有八个字：“学业优异，体力强健”。他和他的顶头上司司长张轶欧联合创办了地质研究所，他任所长。那一年，他二十六岁。

地质研究所开始创办的时候，和北大联合培养学生。他们选择教授的方式是中西结合：既有德国的教授梭尔格，也有中国的教授翁文灏，还有瑞典的教授安特生，等等。过了几年，他们培养出了“十八罗汉”，这是中国地质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批重要的人才。1916年的时候，十八个人成绩合格，获得毕业证书，被称作“十八罗汉”。

“丁文江兴奋地宣布：‘我已经有了一班人能登山涉水，不怕吃苦。’……安特生也间接澄清了李希霍芬四十年前的刻板印象：‘一般的中国上流社会人士都不喜欢劳动，著者以曾和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士一同旅行的资格，敢在这证明，地质研究所的毕业生出门已完全不用轿子，而且十分明了野外地质学家的唯一行动工具只是两条结实的腿。’”就是首先从能够迈开步、探索矿业开始。

1917年蔡元培入主北大，在北大也开设了地质系。丁文江到北大，说：“我想从北大选几个优秀的学生。”他拿了一张考卷给北大地质系的学生考，考完以后竟然都是零分。他把这张考卷扔在蔡元培的面前，说这样办下去可不行，因为你们的学生连基本的矿石都分辨不清。蔡元培问他该怎么办，他向蔡元培推荐了刚刚从伯明翰大学学成归国的年轻学者李四光，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葛利普。四年以后，整个北大的地质学脱胎换骨。

著名的学者，后来被称作中国考古之父的李济，看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刊的扉页上，竟然登着一张中国人的照片，叫作V.K.Ting，实际上就是丁文江。李济大喜过望，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中国学者的照片能够刊登在美国的学术期刊的扉页上。所以后来李济回到国内之后，就立刻找到了丁文江，跟他一起合作。

1921年的时候，丁文江突然辞去了地质所所长的职务，去担任了北票煤矿的总经理。大家都能够理解，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沉重的家庭负担，他们家里人口很多，他需要赚钱。这时候接手的人就是翁文灏。在这儿要介绍一下丁文江的为人，他特别热心，对于所有归国回来的年轻学者，他都不断地帮他们安排住处、联系工作、介绍伯乐，所以大家都把丁文江称作“丁大哥”，因为这个人是一个极其热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