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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俞敏洪：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今天我要讲一本特别的传记。它的特别之处在于选择，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先来看这么几个问题，当你走到以下的人生十字路口，你会怎么选：

1.假如你已经两次高考落榜，你会不会去考第三次

2.假如你身处一个“铁饭碗”的岗位，但是背上了处分，你敢不敢直接“摔碗”走人？

3.假如你创业刚有起色，但为了公司上市，要把自己的家底拿出一半白给同事，这一半大概是五千万，你给不给？

4.再等你度过了被抢劫、打官司、被欺骗、团队分裂等各种劫难，已经年近花甲，心想总该功德圆满了。突然老天爷对你微微一笑，因为行业发生改变，你的财富要缩水95%，你的公司要裁员90%。这个时候你还敢不敢重新创业，再次出发？

当这些选择题都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时，这些看似苦不堪言的经历，恰恰成就了我们今天这本书的主角——俞敏洪。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今天要讲的就是俞老师写的自己的故事：《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

本书和其他商业传记不同。它不仅非常励志，还揭示了中国创业的具体商业环境，创业会遇到的难题，又如何在创业中化险为夷、峰回路转。这些角度是这类传记颇为稀缺的。

本书最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份完全坦白的商业档案，把在经营企业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全都向读者们坦白了，不仅讲的是个人成长，而且是事业的成长。它还原了真实的创业场景，披露了其中隐秘的利益分配，毫无保留地分享了“新东方”在每一个关卡上所遇到的问题。读者们可以从中看到团队如何磨合，人生怎样取舍。

老俞说这本书非常适合关注成长和创业的人，更希望用这本书激励一些身在困境中的朋友，用他的经验和教训帮大家绕开各种陷阱，也就是说这次的“学费”他帮你交了。

二、初出茅庐

01 缘起北大

咱们先从俞敏洪的早年时光说起。1962年，俞敏洪出生于江苏农村，他前两次参加高考均落榜，第三次考入了北大英语系（西语系）。大三时，他又得了肺结核，只能休学一年，卧床休息。生病的这一年虽然很苦闷，但他坚持学习，在病中读了两三百本书，背了近一万个英文单词。毕业后他留校当了英语老师。

这时，国内兴起了“出国热”，很多年轻人选择出国深造。学生们要去留学就得考托福，托福考试是一种面向母语非英语的留学生的语言考试。如果要出国读研究生，除了要考托福之外，考生还要参加GRE考试（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这是更难的一门学术英语测试。

老俞是北大英语教师，他也想出国，为什么呢？当时他身边的同学朋友接连出国学习，他感觉如果自己不出国深造的话，就会“不进则退”，将来会失去很多机会。托福考试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如汤浇雪”，在攻克了最难的GRE考试后，他拿到了美国多所大学的offer（录取通知），但这些大学都没有给他提供奖学金。

02 开办托福培训班

俞敏洪这时候没什么钱，他不得不自己挣出国读书的学费。他会干的就是教英语，于是他就搞起了托福培训班。当时，北大官方也有托福培训班，突然冒出来一个“个体户”抢生源，北大就不许他个人继续开办托福培训班。

但是老俞“头铁”，他就是要继续办。后来他还因此和领导发生了矛盾，领导心想：你这个小伙子不简单，我给你记个过。于是给俞敏洪的处分就被贴在北大三角地（北京大学校园的中心地带，因学生活动多集中在此而闻名），还用大喇叭广播了一个星期。最后全校都知道了这个被处分的“俞老师”。

此后，俞敏洪发现处分的后果很严重。比如分房子的机会轮不到他了，出国进修的机会也轮不到了。老俞不由得心中长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与其在北大过得不如意，还不如自己主动离开。

于是他就辞职了，准备“下海”单干。干什么呢？他还是选择做托福考试和GRE考试的培训，做这个的理由非常充分：

第一，大学生为英语考试培训付费的意愿远远高于一般的英语培训，因为考分直接影响国外大学的申请结果。

第二，参加GRE考试需要大量的英语词汇量。当时国内很少有人“吃饱了撑的”背两万个英语单词在肚子里放着，因为能过GRE考试的人都已经出国读书了。但俞敏洪偏偏由于生病，背过大量的单词，又一直在北大当英语老师，在国内做GRE考试的培训，他就具备一些“人无我有”的优势。“蝎子粑粑”——独一份（谐音“毒一粪”），所以他的对手很少。

三、小试牛刀

01 获得学生信赖的关键

刚开始单干时，老俞把教室租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的一个小破房子里，培训班的招生广告和“牛皮癣”广告并排贴在电线杆子上“吸引流量”。GRE考试和托福考试后来被中国考生统称为“寄托”考试，寓意是“寄托着大批年轻学子出国深造的希望”。

俞敏洪很快发现，教育培训的关键就是要给学生“干货”，课程质量要有口碑，要助力老客带新客。俞敏洪说这是他的直觉和领悟，现在互联网上把这种思想叫作“第一性原理”。即用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可靠的用户，这是他从实干中获得的真知。

而维持课程口碑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找最好的老师、备最好的课。因此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用最好的待遇大力招聘优秀老师。这就像打扑克，能够决定胜负的是“王牌”。此外，他还设计了收益分配机制，讲师的收入不仅有高工资，还要加上高奖金。老话讲“财聚人散，财散人聚”，所以重赏之下必有良师。

第二，小班课要变成大班课。因为当时老师的工资很高，但新东方收的人均学费是不高的，那收费就要积少成多。因为如果不能扩大教学规模，改成大班教学，新东方就负担不了请优秀老师的成本，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听到最好的老师的教学，新东方就改成了大班课。这也像打扑克，当你没有王牌的时候，就要排列组合“找顺子”，比如“三带二”，去找到一个最优解。

但万万没想到大班课的另一个作用，是带动了大家的学习热情。一开始的学生主要来自清华北大这两处“留学热”的发源地，后来更多名牌大学的学生慕名而来。大班一开课，群英荟萃，反而激发了一种心气，学生们都拼命地想要拿下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