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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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你好,欢迎来到非凡精读馆,我是罗翔。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是政治哲学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这里有个很有趣的故事,我们知道哲学家康德有个习惯,就是每天下午三点半散步,雷打不动。但是有一天康德没有散步,据说是唯一一次。因为康德当时在看卢梭的《爱弥儿》,完全停不下来,以至于破天荒地决定今天不散步。估计等待对表的格尼斯堡居民会觉得康德出了大事。
在《社会契约论》出版两年以后,康德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一书中向卢梭致敬,他说自己曾经无比渴望知识,认为只有知识才能让人获得尊严,所以他瞧不起无知的大众,但卢梭纠正了他。卢梭让他第一次注意到人权这个概念。
当然,对很多人来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可谓是如雷贯耳。我想,无论让哪位政治学者和法律学者来挑选最值得阅读的十本书,都不会落下卢梭这本小书。尤其对现代民主制度而言,本书更具有开创性的价值。它奠定了主权在民的政治思想基础,第一次提出了“人民”这样的概念。卢梭自己绝对无法想象,他的这本小书对于后世的人们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这本书,可以说是我们理解现代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绕不开的经典。
卢梭开篇就提出本书的主旨,“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相信任何阅读过本书的读者,都会对这振聋发聩的开头震撼不已。
而这个对自由和枷锁的振聋发聩的思考,与卢梭的生平经历和写作脉络息息相关。
一、卢梭的生平和著作
卢梭的生平在他的自传《忏悔录》中讲得非常详细与生动,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写就多本思想、文学巨著的人,光环背后真实复杂、敏感矛盾的一面。
卢梭的朋友圈可谓是群星璀璨,狄德罗、霍尔巴赫、休谟、伯克都曾是他的好友,但他后来几乎与所有的朋友决裂。休谟(苏格兰哲学家)认为卢梭一生中只靠感觉思考,这让他极度敏感,朋友们与他或远或近,都让他感到不受尊重。而这种性格底色也许在卢梭青少年时期就奠定了。
卢梭1712年生于日内瓦,母亲在他出生10天后就去世了。卢梭10岁那年,父亲又与人发生纠纷,逃走避难。他被寄养在舅舅家,青少年时期的主要记忆可能就是贫穷,这种刻骨铭心的贫穷让他一生都非常敏感。他12岁辍学,在不少行业当学徒,染上了偷窃的恶习,在干活时偷偷阅读了大量的杂书。在学徒时期,卢梭受尽了争吵、打骂,性格变得内向孤僻,最终他选择逃走,四处漂泊流浪。
1728年,卢梭在安纳西结识了改变他一生的一个女人,也就是华伦夫人。华伦夫人当时28岁,和她老公分开了,无子无女。华伦夫人对这个流浪汉非常同情,于是收留了卢梭。华伦夫人对卢梭爱护有加,欣赏卢梭的才华,供他上学,让他度过了一段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时光。可以说,没有华伦夫人,也就不可能有卢梭后来的作品。
卢梭对华伦夫人的感情非常矛盾,华伦夫人既是他的精神母亲,又是老师,还是朋友,当然也是情人。他认为华伦夫人塑造了他,他的一生都是她给的。后来,卢梭离开华伦夫人,外出游历,以教音乐、抄乐谱为生。1762年,华伦夫人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直到六年后,卢梭才得到华伦夫人的死讯。这是他一生中无比遗憾悔恨的事。
1745年,卢梭和女仆黛蕾丝同居,黛蕾丝先后和他生了五个孩子,卢梭把孩子们全部送往了育婴堂,他的辩解是,自己的乱哄哄的家庭环境不适合孩子的成长,育婴堂更适合孩子的成长。毕竟卢梭如此忙于对人类的大爱,根本没有时间管自己的孩子。
1749年,卢梭前往巴黎看望朋友狄德罗(法国启蒙思想家),无意中看到报纸上第戎学院的征文,征文题目是“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卢梭顿时有了灵感,在狄德罗的帮助下写作《论科学与艺术》。他认为艺术和科学腐化了人类道德,一切知识的根源都是邪恶,并主张返回自然,卢梭认为重振道德才是当务之急。这篇文章被评为最佳,获得了金质奖章,卢梭开始声名鹊起。
1753年,卢梭再次应第戎学院的征文,写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如果说《论科学与艺术》是《一论》,那这本书就是《二论》。卢梭认为人类最大的敌人是虚荣,虚荣来源于社会,它是人类不满的根源。人从高贵的“野蛮人”堕落为布尔乔亚式伪善奸诈的“文明人”,主要原因是私有制,而这正是所有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认为,人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图都是因为人的理性使然,“理智使人虚荣,而思考让人更加虚荣。”因此,我们必须返璞归真,重新找回人类本来的自然面貌。
卢梭把这本书送给了当时的思想巨人伏尔泰,但伏尔泰的回复是:“我已经收到了你反对人类的新书了,非常感谢……”伏尔泰讽刺这本书让人回到畜生四肢爬行的状态。
当然,卢梭并不认同伏尔泰的批评。在这本书的注释中,他其实就已经预先对这类批判做出了回应。卢梭也知道回到自然状态已不再可能,所以社会契约成为了他后来给出的解决方案。
1762年,也就是华伦夫人去世那年,卢梭出版了《爱弥儿》与《社会契约论》,延续了《一论》和《二论》同样的问题意识。既然人类已经被社会所异化,那么如何重返自然呢?在《爱弥儿》一书中,卢梭讨论了如何教育出一个理想的公民,为教育乌托邦奠定了基础,而《社会契约论》则为政治乌托邦奠定了基础。
在卢梭看来,当时的世界已经彻底的败坏,一切现存和过往的政府都不具有基本的合法性,人类创造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都成为人类的牢笼,我们不断地编织着一幅自我奴役的网罗。
在《爱弥儿》第一章中,卢梭也说,“无论何物,只要出自自然的创造,都是好的,一经人手就变坏了。”“我们所有的智慧,都脱不了奴隶的偏见。我们所有的习惯都在奴役我们,束缚我们,压制我们。文明人从生到死都脱不了奴隶的羁绊。”
卢梭这种浪漫主义的、重回自然的表达,也许能够获得很多现代人的共鸣,尤其当你每天日复一日忍受着领导的训斥,房贷的压力,同僚的排挤,爱情的无趣,人际关系的复杂,你都会在卢梭这夺人心魄的语言中得到安慰。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写到,“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我不清楚。是什么才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的?我自信能够解答这个问题。”《社会契约论》提出了一个无比宏大的问题,抓住了每个伤心失意焦灼的心灵,然后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重构的彻底解决方案——推倒重来,订立社会契约。
为什么解决的方案是订立社会契约呢?那我们就要谈一谈人类最初的自然状态。